第四十四话 不入虎穴焉得虎

sp;  遥遥地，李如荼看着前方骑着白马的背影，风姿特秀，爽朗清举。她心中暗想：今晚他会来吗？

    ======================================================================

    关于法门寺

    法门寺因北周之灭佛而沉沦衰落，又因隋文帝之崇佛而东山再起。延及唐代，法门寺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期。法门寺的寺名为唐高祖李渊所取，他当时名义上还是隋恭帝杨侑的大丞相。唐王朝建立后，法门寺成为帝国崇拜、供养佛舍利的中心和皇家内道场，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

    唐王朝继承隋代供养佛舍利的做法，并形成“三十年一开”的制度，因为皇帝们相信定期迎送供养佛骨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庶、康泰和和平。自太宗皇帝开启地宫供养佛骨后，在唐代的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8位皇帝6次将佛骨迎进皇宫供养。唐帝迎送佛骨成为唐代宗教生活的重大盛典。

    唐代的法门寺，被诸帝视为皇家奉佛的总道场，备受尊崇。朝廷不惜巨资，几经扩建，终成瑰琳宫二十四院之宏工巨制，是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宗派最多、僧人最众的皇家寺院。法门寺的住持则由皇帝亲自任命。寺内大、小乘并弘，显、密圆融，成为唐代丛林梵刹之典范。如同唐代社会对各种文化所体现出的包容精神一样，唐代法门寺的佛教亦表现出各宗各派、共存共荣的兼容态度，这是其最值得称述的特点之一。

    唐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唐王朝在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用曼荼罗（结坛）之形式，按照佛教仪轨，以地宫中室为中心，四枚舍利为主体，构塑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以此实现“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护国佑民理想。这是中国佛教密宗的最高结集，体现出印度佛教中国化后，融合儒家大同世界观念而再度升华的理想境界。

    唐代法门寺兴隆的基础是寺院经济实力雄厚。其经济来源是各方施舍，共成圣事：

    一是王室施舍。显庆四年（659）九月，高宗给钱五千，绢50匹，以充供养；同年十月，又敕常侍王君德送绢3000匹，供造阿育王像和补故塔用。显庆五年（660）三月，龙朔二年（662）二月前，则天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1000匹，并为佛祖真身舍利造九重宝函和金棺银椁。长安四年（704）冬，施绢3000匹。上元初（760）七月，肃宗诏赐瑟瑟像一铺，事以金银之具，另有金襕袈裟以及檀香数百两之赠。贞元6年（790）二月迎佛骨时，倾都瞻礼，施财巨万。同时王室还赏赐给法门寺田产、房屋和车马。

    二是王公朝士布施，如三迎佛骨时“舍财投宝者耻后”，五迎佛骨时“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咸通迎佛骨时，“宰相以下竟施金帛，不可胜纪”。

    三是民间施舍，都城长安还为佛骨成立了民间布施机构迎真身舍利，自开元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

    关于春秋二祭：

    唐政府一直重视一年两次的社日祭祀。早在建国之初（武德九年二月戊寅），高祖李渊就亲祀太社，并于此前的正月丙子日颁布《亲祀太社诏》，阐明祭社（稷）的意义，指出“厚地载物，社主其祭。嘉谷养民，稷惟元祀。列圣垂范，昔王通规。建邦正位，莫此为先。爰既旦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滨，咸极庄敬。所以劝农务本，修始报功，敦叙教义，整齐风俗”；并针对“末代浇浮，祀典亏替。时逢丧乱，仁惠施薄。坛壝缺昭备之礼，乡里无纪合之训”的现状，力倡在全国恢复社祭仪式，令“四方之民，咸勤植艺，随其性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闬相从，共遵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兼存宴醑之义，用洽乡党之欢”。这一诏书“具立节文，明为典制”，使社日活动有了更高层面的制度保障。

    玄宗时期，社祭成为《大唐开元礼》的重要内容，它对“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有司摄事”、“诸州祭社稷”、“诸县祭社稷”、“诸里祭社稷”的详细规定，将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社祭活动都纳入国家的制度体系。天宝元年，玄宗下《饬敬祀社稷诏》，要求人们依礼祭社稷。天宝三年，又将祭社稷从中祀升为大祀。所有这些均表明了社祭备受官方的重视。

    上述政策或礼制规定不只是规定，唐代一些官员真的通过自身的积极作为，采取了若干举措使它们得以实施。比如唐朝初年刘仁轨为青州刺史时，就曾“劝课耕种，为立官社”。高宗永徽年间，张文琮为建州刺史时，也曾劝说当地春秋不祭社的百姓改弦更张，“欣而行之”。不仅如此，在天宝元年颁布的《饬敬祀社稷诏》中，官方还承认了民间私社祭社的合法性，认为：“至如百姓私社，宜与官社同日致祭。”此外，国家还在社日给官吏们放假，通常是春秋社日各一天，以使他们有时间参加社日活动，韦应物《社日寄崔都水及诸弟群属》诗云“山郡多暇日，社时放吏归”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官方对社祭活动的支持，除了社祭乃“列圣垂范，昔王通规”的原因之外，显然还有其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意图。有唐一代，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而在统治者（包括皇帝及臣僚）看来，“田多不熟，抑不祭先农所致乎？神在于敬，可以邀福。”所以要想农业丰收，就必须祭祀社稷之神。同时，统治者还以为祭社、宴醑能够“敦叙教义，整齐风俗”，令参与者在“进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诲厉，递相劝奖”之间达致“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境界。或者换句话说，官方试图通过定期举行的社祭活动来密切乡里关系，明确尊卑秩序，并加强地缘的联系和控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和耐曾正确指出：“中国成功地现了一种手段，能以最少的直接干预去统治最大数量的人民。此中最关键之点在于：应当在最小社会群体的水平上维持统治秩序。”对祭社支持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在最小的社会群体的水平上维持统治秩序”。更何况，“有张有弛，文武之道”，给老百姓娱乐的空间，让他们有劳有逸，劳逸结合，正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其实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官方对祭社的支持甚至是硬性规定，都必然在客观上成为乡村民众祭社宴饮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