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我几乎把俞蓝给忘了。
我甚至一整天不会想起她。只有半睡半醒的梦里,那张微笑的脸呈几何倍数增长后朝我纷至沓来。我挣扎着用睡眠记忆法去回忆几个公式定理并尝试将她逐出梦境。然而,只是须臾,那些符号数字全部扭曲变形继而转化为一帧帧求之不得的画面。
来薇几乎和我划清界限了,我们成了老师家长重点盯防的对象,最为恶毒的传言是我甚至把来薇的肚子搞大了。想到这些,我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子午须有肚子里的东西要叫“娘们儿”外婆呢!真是活见鬼!
白玫老师春节后就要回家待产了,她已经大腹便便,行动不便了。就像被蜂蛰过的拇指一样,她臃肿的肚子似乎将身上每一个器官都撑大了。她穿衣打扮和以前相比邋遢了不少,我似乎看到了一位沉溺于柴米油盐的“灰姑娘”。白玫告别大家的言辞有些伤感,如同恋人分道扬镳的告白,不少女生都小声的抽泣起来。后来的代替白玫老师的男化学老师我们更倾向于称呼他为“化工老师”,他从专业的角度为大化厂四期项目验明正身并告诫大家不要“谈化色变”。
那些天大化厂的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据说是被人举报了。
直到寒假前,我都有所收敛。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的持久战中,谈不上热爱甚至一丝兴趣,那更像是情感困惑的一种转移方式。至少,纠缠于那些飞扬跋扈的习题耗用了我太多的精力。我并不奢求多么好的成绩,说得过去就行,至少那能让我过上一个祥和而平安的传统佳节。我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期末考试结束。
放寒假后,来薇直接去北京过年了,据说他那个部队的舅舅都干到正师级了。刘高斯数学考砸了,刘溢满老师给他制定了详细的补习计划,他恨不得像逍遥子将毕生功力传给虚竹那样来个记忆移植。我的成绩还可以,主任科员出人意料地奖励了我两张电影票,叫我带着弟弟去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们单位发的,据说是为了支持国产电影。
那天大华影剧院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副热闹繁华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之中,这种热闹的场景并不多见。我和弟弟搓着手坐在冰冷的老式折叠座椅上,喧闹的嘈杂声随着放映大厅的熄灯逐渐平息。
宽大的银屏上一头小狮子嗷嗷怒吼,转而跳出一只稚拙的老虎,由黑白转斑斓,一声清啸,屏幕上打出一排充满喜庆色彩的红字“祝全国人民虎年快乐”!
电影的剧情有些模糊了,大概是关于梦想的——开书店的“巴顿将军”在新街口一带指挥战役、开“虎头奔”的老板像黄鼠狼一样把村里的鸡全部吃光、美丽的阿依吐拉公主爱上了胡同里的穷小子、给外宾做饭的胖橱子“打死也不说”。
观众们会心的大笑证明了它贺岁片的成色,电影最后一段煽情的独白却让我记忆犹新——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鉴于主任科员的淫威,我挣扎着做了一篇英文阅读理解,几个貌合神离的选项太纠结了,我怀疑出题目的家伙有强迫症。
客厅里来了两个客人,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和主任科员热情的寒暄着。
我左侧的肋骨似乎隐隐作痛,外面那个尖锐的声音还能是谁!
透过门缝,我看到主任科员和“红丸”客套地说着什么。客厅的地板上堆了几袋礼品。我隐约听到了些“招商引资”、“评审”、“焦厂长”之类断断续续的话。
客厅里的电视正在放新闻联播,邢质斌义正言辞的播音压过了他们的谈话。
另一个人垂手而立,一脸堆笑。
我感觉这人有几分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母亲插过几次话,都是“太客气了”之类虚情假意的客套。
过了一会儿,“红丸”和那人起身告辞,主任科员煞有其事地把礼品还给他们。
他们在门口象征性地来回推搡了几下,主任科员笑着把礼品放到茶几上。
够虚伪的!主任科员好像在化工协会有个什么头衔,简直就是沆瀣一气!
他们到楼下送客人了,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快速走到客厅里,透过客厅的窗户朝楼下看了一眼。
“红丸”正伸出两只手握住主任科员的右手摇晃着,含混着说着些什么。
我回头扒开那几袋礼品看了一眼,无非就是俗套的烟酒茶。
一盒“雀舌”下面压着个牛皮信封,上面印着大化厂的厂名和地址。
我扒开信封,里面是一沓暗青色的“四大伟人”。
我犹豫了一下,从里面抽出一张。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主任科员和母亲已经回来了。我心跳陡然加快,慌忙将抽出的一张塞进去,试了几次,那张纸币却像刨花一样变得蜷曲起来。
钥匙已经在锁眼里转动了。来不及多想,我直接把信封揣进裤兜,快步走向里间的卧室。
弟弟冷不丁儿从他的卧室走出来,他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和主任科员如出一辙,充斥着并不友善的质疑。
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径直走进里屋。
“你们班有姓史的老师吧?”主任科员把我喊到客厅问道。
“有啊!”我从主任科员的眼神里尚未看出一丝端倪,他应该没发现。
“哪个老师?”他问道,态度比往常客气得多。
“语文老师啊!史翰。怎么了?”我问道。
“他讲课怎么样?”
“挺好的啊!他还是诗人呢!”
“诗人?哈哈!”主任科员干笑了两声。
“学校的赤羽诗社就是他成立的。”我解释道。
“你参加了?”他问道。
“没有!您上次不是教育过我吗?”我把两件不相干的事糅到了一起。
“这就对了!别玩那些个虚的!”
“到底怎么了?”我感觉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什么,刚才大化厂的两个朋友谈到了他。”主任科员的表情陡然变得严肃起来。
“哦!”
“听说花中的学生还堵了大化厂的门?”主任科员问道。
“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
“你有没有参加?”主任科员突然抬高了嗓音。
“没有!我没事干啊?”我不假思索道,“学习还忙不过来呢!”
“这就对了!不要参加这种事!成人世界的事你们掺和不得!”主任科员告诫道。
“嗯!”我点点头并暗自庆幸那一砖头没把大化厂的管道堵塞了。
“记住!”
“史翰老师跟大化厂有什么关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
“关系大了——好狗不挡道!“主任科员冷笑道。
“什么意思?”我问道。
“别打听了!回屋看书去!”主任科员朝我挥了挥手。
我都有点后悔了,信封里的钱让我感到惴惴不安,我像贪污犯害怕东窗事发那样郁郁寡欢。我一边用不冷不热的言语暗示弟弟少管闲事,一边纠结要不要向主任科员坦白从宽。
我把那只信封锁在抽屉的最里面,连同日记本和所有敝帚自珍的诗。
《海子的诗》找不到了,我怀疑那是主任科员干的。他似乎更乐意看到我钻研那些有助于高考的东西,所有作文题目备注的括弧里都有“诗歌除外”几个字。永固牌铜锁成为隔离某种案发现场的充要条件,我都后悔此前没把《海子的诗》锁进去。
那段时间我似乎患上了强迫症,每次回学校之前我都要反复检查那把铜锁究竟有没有锁好。我无法控制自己去想象那个抽屉被以各种方式被打开,锁柄的金属部分被我摸得锃明烁亮。
正月初五,主任科员携全家到残月湖附近的八公庙烧香许愿。
课本里唯物主义那一套在目如神电的雕像前不攻自破,我一直琢磨主任科员这种频繁叩首的举止到底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
我纠结了好一会儿,被主任科员轻声叱喝着去磕头。
我和弟弟并排跪在哑黄色的蒲团上,袅袅香火萦绕在我们头顶上方。
许什么愿呢?
某一刻,我和长腮阔目的神像四目相视,在他咄咄逼人的俯视下,我自愧弗如、俯首称臣。就许世界和平吧!现在打起仗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超级大国互射原[子[弹地球可吃不消。
我还想多活几十年呢!
这扯得有点大了!世界人民兴许还得感谢我呢!
来点现实的吧!神仙爷爷还是保佑我能考上大学吧,这年头讲究学历。
弟弟还在一旁喃喃自语,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俞蓝的模样,某种潜在的意识像撒手的气球一样飞上天空。我不会还祈祷神仙爷爷给我介绍对象吧——我们能在一个班就好了,最好是同桌!
想到这些,我羞愧难当——怎么就这点儿出息,还有没有追求?打小便树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搅在一起的像油条那样被滚烫的菜籽油直接给炸了!
弟弟一骨碌身起来了。
我屈膝用力,脚尖一顶,像弯曲的弹簧释放外力后伸直那样站了起来。
主任科员一边抱怨我跟弟弟起身太快触犯神灵一边建议大家到后殿去抽签。
母亲看上去有点不乐意——解签是要给钱的。
“抽吧!你们俩儿一人抽一个!”主任科员催促道。
“我不抽了!去年抽过了,铁定上‘实验’呢!”弟弟嘟囔道。
“那你抽一个!”主任科员看了我一眼。
“不抽了,我又不信这个!”
“叫你抽你就抽!”主任科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哦!”
我硬着头皮挤开前面的人们凑了上去,两个女孩子各自抓起掉在地上的竹签笑嘻嘻地走开了。我心生疑惑,好签会不会都被她们抽走了?
顾不上那么多了,主任科员还在后面盯着我呢!
我拿起烟熏色的签筒,手还没怎么动,一只竹签跳跃着落到地上。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里面有没有装弹簧,签筒就被后面涌上来的人们夺去。
“我看看!”主任科员拿过竹签研究起来。
“你看得懂啊!”母亲白了主任科员一眼,“上面怎么写的?”
“一重水,一重山,风波道坦然,壶中有别天。”主任科员看上去面色凝重。
“好签啊!”弟弟嚷嚷道。
“你懂个屁!”我压根儿就没看上面写得什么东西。
“别吵!小点声!”主任科员对我们怒目相视。
绝非刻意去冒犯神灵,解签排的长队已经让我不耐烦了。弟弟拉着母亲去买棉花糖了,我和主任科员像挂号后排队看医生那样等着前面那位山羊胡子道长指点迷津。有个胖娘们儿赖在大师那不肯走,后面的人们开始起哄了。解签费除以用时,她赚大了。
轮到我解签时,大师打了个哈欠。他长着两排梳子牙,舌苔可真够厚的。
主任科员毕恭毕敬地递上竹签,颔首而立。
山羊胡子大师接过竹签看了一眼,示意我坐下。
他象征性地看了几眼我的面相,示意我伸出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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